十年前，在嘉兴桐乡，一场以“三治融合”为手段，以“大事一起干，好坏大家判，事事有人管”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，开始由点到面轰轰烈烈铺展开来。

　　此后，发轫于浙北小城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，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精髓、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，成为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，历经时间淬炼而不朽，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。

　　“三治融合”优势何在？“三治融合”不是简单地三者相加，而是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，缺一不可，通过自治的常态机制、法治的保障机制、德治的先发机制，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。

　　“三治融合”改变了什么？“三治融合”给嘉兴带来了两大转变：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，更加突出扁平化，更加强调社会多元参与；在治理模式上，从自上而下、单项的、权力本位向多元化、社会本位的方式转变。

　　“三治融合”又有何深远影响？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、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认为，“三治融合”标志着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已经从倒逼式创新走向自觉自为创新，改变了以往在经济发展建立良好的物质基础后才提升社会建设、社会治理水平的模式，而是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环境视作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。

　　“三治融合”从桐乡诞生到全国推广

　　“三治融合”发源于嘉兴桐乡，如果再精确一点，应该是如今桐乡经济开发区（高桥街道）的越丰村。

　　位于越丰村的三治融合馆新中式的外观搭配江南水墨元素，赋予展馆浓郁的人文气息，场馆内智能化技术的运用又显露着现代气息。走进场馆，墙上的历史资料讲述着“三治融合”的十年发展之路。

　　时间拉回到十年前。进入21世纪，位于长三角经济圈的桐乡，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，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；另一方面很多社会问题集中且多发，基层自治空间不足、群众法治意识淡薄、不良风气逐渐滋生，传统的治理机制、治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。

　　位于桐乡南部的高桥镇（现在的高桥街道），伴随着高速公路和高铁开通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、繁重的征地拆迁任务，以及重大项目落地、新居民涌入等，使社会矛盾骤然凸显。有鉴于此，2013年初，桐乡市委、市政府在高桥镇越丰村启动试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，旨在通过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来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，妥善化解社会矛盾，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。

　　“当时市里、镇里要来我们村搞试点，那会儿，我们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都很困惑，对于这种模式能不能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是持怀疑态度的。”时任越丰村党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的沈春雷说，“但后来一试却惊讶地发现，很灵！所以我们的积极性马上就调动起来了。”越丰村制定了《村规民约》，让老百姓有规可循；成立了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，让广大村民在房屋征迁、村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有了知情权、参与权和建议权；组建了道德评判团和法律服务团，通过成员在村里的个人威望、道德品格和法律专长，依法办事、以理服人，强化法律约束力和道德引领力；组建了百事服务团，发动拥有一技之长的村民，搭建起便民利民的服务平台，为村民排忧解难，调动了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。

　　越丰村试点有了成果，于是2013年8月，高桥镇下发了第一个关于“三治”建设的文件《关于成立高桥镇“德治、法治、自治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。一个月后，桐乡市委、市政府下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“三治”建设的文件《中共桐乡市委 桐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社会管理“德治、法治、自治”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。

　　“三治融合”新模式引起了全省的关注，在经过多方调研后，2014年，“三治”建设成为浙江省创新社会治理的六大机制之一。2015年，桐乡市制定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“三治”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，提出着力抓好18项长效工作机制的建设。2017年6月，“三治”经验被写入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》；同年10月，“三治”经验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，标志着“三治”经验成熟定型，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体系。2019年6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》，几乎原样采用了桐乡市“三治融合”建设的提法；同年10月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，将“三治”经验扩展为包括城市和乡村的基层治理体系。

　　在实践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

　　带着泥土的芬芳，凝聚着基层的智慧，“三治融合”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。

　　桐乡形成了以“一约两会三团”为重点的“三治融合”创新载体。“一约”即村规民约（社会公约），“两会”即百姓议事会、乡贤参事会，“三团”即百事服务团、法律服务团、道德评判团。“组建‘一约两会三团’，目的就是进一步扩大群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，实现群众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、自己参与干；干得怎么样，自己参与评判。这样一来就推动了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，让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角，进一步提升了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。”桐乡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朱国清表示。

　　发动和依靠群众是“三治融合”的精髓所在、灵魂所在。这几年，桐乡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激励机制，发展壮大志愿服务队伍，创新建立“乌镇管家”“大麻麻花”“杨家门红管家”等自治品牌，在前期的新冠疫情防控期间，桐乡全市共有20余万人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，维护一方平安和谐。

　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动态、渐进、多层次和多方面的。过去，“三治融合”主要运用于综治领域，如今正向多领域治理延伸。比如桐乡探索推行了“三治+积分”，将积分管理融入村（居）民自治、环境整治、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，引导群众参与“微治理”，提升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；创新推出了“三治+金融”，推出“三治信农贷”“三治小微贷”“三治商户贷”等三治金融产品，将更多的金融活水引向“三农”、引向民营、引向小微等实体企业。

　　从“盆景”到“风景”再到“全景”，十年来，“三治融合”的星星之火在嘉兴各地迅速燎原。海宁创新推出了“西山经验”，推行需求清单、资源清单、项目清单等三张清单制度，探索社会组织、企业商户、基层群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，实现“矛盾不上交、平安不出事、服务不缺位”；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在推进“三治融合”建设中，探索创新了村务公决法，从宅基地到二轮土地承包，从集体投资到土地征用，从修桥铺路到村庄整治，重大事项全部先交给村民表决……从政府部门到普通村民，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。

　　赋予新的时代内涵

　　实践证明，“三治融合”呈现出邻里守望、民众自决、社会自治的美好愿景，探索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路子，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。

　　新时期面对新问题，嘉兴将如何进一步深化“三治融合”，创新基层管理新模式？智治，赋予了“三治融合”一项全新内涵。

　　嘉兴市委、市政府打造了全新的线上“三治融合”平台，推出网上服务治理平台“微嘉园”。东方红日起，红船湖上行。点开“微嘉园”小程序，映入眼帘的是这样耀眼的背景画面。下方是针对居民、网格员、社区干部的不同功能指引，只要确认同意，立马就可以开启高效便捷的网络社区生活。在“微嘉园”的带动下，百姓“抢着干的多了、站着看的少了”。

　　今年4月，嘉兴开启“民声一键办”模式，将110报警台、12345政务服务热线和基层智治综合应用三方打通，构建信息互联互通“铁三角”。建立“12310”快速响应机制，即1分钟内签收、2分钟内联系、3分钟内指挥、10分钟内到达，并设立非警务事项清单、建立部门会商机制，有效提升了矛盾纠纷源头感知和联动化解能力。

　　“应当站在建设‘重要窗口’、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来审视‘三治融合’，要将‘三治融合’打造成为更加成熟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，为中国之治贡献更佳方案。”郁建兴表示，“它的未来，应当而且必须要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，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制度体系，实现从‘事’到‘制’再到‘治’的转变。更重要的是，‘三治融合’在具体的载体和方式上，一定是开放的，而不是统一的。各地需要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、资源禀赋、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选择‘三治融合’的载体和方式。”

　　今年是学习推广“枫桥经验”60周年，“枫桥经验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，但始终不变的是相信群众、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，嘉兴也将以“枫桥经验”为创新的源泉，进一步规范“三治融合”建设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，让这一基层治理“法宝”长盛不衰、绽放新彩、再立新功。